第9号台风“卢碧”来了！福建东部和南部地区将有大暴雨

因为，如果王国出现类似的不完整，导致整个国家政治体陷入无能力状态，这几乎是不可接受的。

综合性政府在其管辖区内负责重大事项决策，而各专门部门适合处理具有专门性的事务。相较而言，关于规制、规制法的研究，已经就哪些市场失灵问题适宜用哪些规制工具来应对，形成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三）行政任务是多层次的而且往往是复合的以上分类还只是粗线条、大框架的，对于各级各类行政组织而言，其分担的行政任务可以细到某个具体项目，而若干个具体项目可以归类属于上一层级、在某个点上产生共性的行政任务，以此类推，直至最为宏观的行政任务分类。一项临时的、非常规的行政任务，如紧急疫情防控的协调指挥，就适宜由临时成立的行政组织处理。以上并未穷尽行政任务的所有复杂属性，但足以说明：尝试引入行政任务，以检验行政的组织是否符合效能原则，即在组织形态、资源、手段、程序等方面的打造是否能促进行政任务高效执行的努力，虽然会在一些相对简单的判断上有所明确的斩获，但多数时候会遭遇不少难题。甚至，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让行政手段的工具箱里有了更多更有效率的选项，而且，行政手段的革命同时带动的是以组织扁平化为特征的组织形态革命。[62]例如，该法第9条规定，各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二至四人。

在此试拟如下：结语自我国改革开放伊始，行政的组织——尤其在行政体制改革的意义上——就已经按照效率/效能原则进行，这个要求也被明确写入1982年宪法之中。这完全可能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一是较为常见的夸大效能。第四，目前对备案审查功能的讨论，虽观点各不相同，但在法制统一和人权保障的法律功能方面几乎达成共识。

五、结语：迈向人权保障的中国特色备案审查制度我国的备案审查制度，实际上承载着人们长期以来对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之事后纠错程序开启的期待。启动的条件是发现某一规范性文件违反了宪法。关键词:  潘洪斌案 备案审查 人权保障 司法诉讼 衔接机制—、潘洪斌案的后续法律问题：备案审查如何救济公民权利潘洪斌案被评为2017年十大宪法事例之一。而如何理解我国备案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既要以宏观层面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为基础，也要考虑到微观层面制度运行的具体需求。

当然，有关备案审查的溯及力问题，十分复杂，需要兼顾法律的安定性和法律的权威，以及法院的既判力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如何进行利益权衡，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30]参见姚魏：《关千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结果溯及力问题的探讨》，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备案审查制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我国备案审查的重点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7页。

因此，保证规范性文件符合宪法和法律，实质上也是在保护普遍性的公民权利。[14]参见胡锦光：《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的理念》，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如果潘洪斌最后无法通过法定渠道救济自己的权利，那对于潘洪斌来讲是不公平的。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发现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和法律，应该中止诉讼，层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向有权机关提起备案审查，或在其被否决后直接向有权机关提起备案审查，等待审查结果再恢复诉讼。

而备案审查机关至今没有通过刚性的方式撤销规范性文件[29]，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对溯及力问题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第二，潘洪斌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已经提出过该地方性法规违反法律。即当新的法律规定减轻行为人的责任或增加公民的权利时，新法可以溯及既往。按照传统理论，制定机关主动撤销行为，是一种自然状态下法律的变动，不涉及溯及力问题。

柔性机制充分体现了我国国家机关之间的团结协作模式，尽量采取非对抗的方式，以沟通协商的方式处理问题。采取非对抗式的方式，以沟通和协商来解决，最后才采取刚性监督的方式。

[15]朱福惠教授也认为，《立法法》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是字面意义上的审查和解释权，而非实质意义上的附带规范性审查权。审查结束后，除了应该对当事人反馈外，还应该向有关法院或检察院发布监督建议，指明其适用法律错误，建议启动再审。

而在被动审查程序中，实行的是审查要求和审查建议并行的双轨提请机制。四、备案审查的溯及力与法院诉讼终止后的衔接机制《立法法》和《监督法》仅仅解决了法院诉讼过程中为保障当事人权利，针对案件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审查建议或审查要求的问题。但时至今日，各国几乎都朝着保障人权这一目标来改革、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第四，潘洪斌在诉讼终结后提起了备案审查，属于利害关系人，即当事人提起备案审查，如果备案审查的结果无法溯及至当事人，则显失公平。而提出审查建议，能否进入正式审查程序，还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看是否必要。[27]这两种机制所导致的规范性文件被撤销、修改，是否具有相同的溯及力，学界还存在争议。

[11]提出审查要求是一种正式审查程序，一旦有权机关提出了审查要求，就要进入正式审查程序。注释:[1]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国人大》2018年第1期。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世界各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趋势以及全国人大和学界的态度来看，人权保障理应成力备案审查的功能之一。两个立法所确立的提请审查程序的表述完全相同。

奥地利和我国台湾地区在违宪审查发展进程中曾实行溯及至当事人个案权利保护的射中者奖金制度，有谁提起，就溯及谁。[26]参见苏永钦：《裁判宪法诉愿？德国和台湾违宪审查制度的选择》，载《法令月刊》2007年第58卷第3期。

第二，根据法的溯及力理论，法院诉讼终结后当事人提起的备案审查具有溯及力，法律应该规定此种情况下启动再审程序以救济当事人的权利。[2]检察机关的做法等千宣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效力只能及于抽象的法律规范，而不能溯及已经终结的司法裁判，无法保护公民具体的权利。[20]参见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350页。所以，法院对法律规范冲突的审查对于当事人的权利保障来说，是第一道防线，必须加以重视。

[13]似乎从该种解释来看，基于个案的可能性更大。第三，审判法院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审查所适用的地方性法规是否违反法律。

我国宪法和法律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的，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人权保障就明确地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28]备案审查机关发现规范性文件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首先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要求制定机关在2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

该案也作为典型案例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之中。[7]全国人大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千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原因有四：第一，按照新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明显可以减轻潘洪斌的责任。这一制度随着2017年、2018年、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三次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以及2019年发布的14起典型备案审查案例，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并被寄予厚望。第一，备案审查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对法制的需要密切相关，保证法制统一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但诉讼终结后通过备案审查撤销或修改规范性文件，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其是否具有溯及力问题。

另外还兼具提高立法质量的功能。我们有符合国情的一套理论、一套制度，同时我们也抱着开放的态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基本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只能走自己的道路[32]。

[25]潘洪斌案中，作为备案审查结果的地方性法规的修改，能不能溯及至之前的潘洪斌的行为，是否应该遵循我国《立法法》确立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笔者认为，可以溯及至潘洪斌的先前行为。但任何原则都是相对的，《立法法》规定的是从轻例外，或者说有利于公民例外，主要适用于公法领域。

如果该诉求不被法院采信，一旦当事人在裁判终结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备案审查建议，那么就可能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结果与法院已经审理终结的司法诉讼之间的衔接问题，传统上以保障客观法秩序统一于宪法和法律的备案审查功能，就不得不面对如何保障诉讼中公民具体权利的问题。二是在制定机关不予修改，备案审查机关行使刚性的处理权，直接撤销。